杨靖宇烈士，是冰天雪地中绝不弯折的民族脊梁，在白山黑水中，以对党的忠诚，对民族解放的信仰，在粮尽援绝的绝境中坚守抗日阵地，宁死不屈！用超越常人的钢铁意志、孤身鏖战诠释 “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的赤胆忠心；是为民族解放燃尽了生命，用热血铸就华夏儿女不屈不挠的精神丰碑。

  查看史书，知道杨靖宇烈士的原名叫马尚德，而在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时候，党内化名叫张贯一。而他去组织东北抗日武装的时候，又改了名字，就是今天耳熟能详的杨靖宇，靖宇的意思是“打倒军阀，靖绥中华，玉宇澄清”。可为什么姓杨呢？

  答案就是，他当时去接手“磐石抗日武装”的创建者之一，是一名红色特工，他姓杨，叫杨殿坤，也叫杨君武，杨佐青等。杨靖宇当时就是以其哥哥的身份去接手的这支武装。这支武装，成为了在东北直接领导抗日武装的里程碑，为后续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奠定组织基础。被誉为 “东北抗日的火种”，最终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是杨靖宇将军走上武装抗日前线的重要起点。

  1931-1932年初，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省委派张振国、杨君武等赴磐石，协助县委筹建武装，先组建磐石赤色游击队（亦称 “打狗队”）。

  1932年6月4日，在磐东三道岗小金厂正式成立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编为3个分队。

  1932年11月，杨靖宇（时名张贯一）以满洲省委特派员身份到任，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委，确立“扎根磐石、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杨佐青，原名杨殿坤（亦作杨奠坤），在不同革命阶段曾使用多个化名：任职满洲省委及开展磐石地区工作期间化名杨君武；投身共产国际情报工作时化名杨树田；在莫斯科接受特工培训期间曾用俄文名瓦尔德尔。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杰出人物佐尔格与苏军总参情报局局长伯尔青（今天的书籍上都称为别尔津），正式定名杨佐青。在内部内，称其为“山东杨”“黑杨”。

  1911年9月28日，杨殿坤出生，祖籍山东省文登县。幼年时期，他随父亲“闯关东”迁至黑龙江省阿城县定居，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完成早期成长。

  1926年，杨殿坤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1928年，他升入哈尔滨市第一中学高中部。青年时期的杨殿坤积极接触社会底层群体，广泛结识工人与贫苦市民。受哈尔滨一中教师周一粟（党员）、王同元的启蒙影响，他系统阅读进步书刊，逐步接受革命思想，萌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信念。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对东北的全面控制，推行旨在侵吞满蒙地区路权的“铁路计划”，该阴谋引发东北各界民众的强烈，反日爱国运动在东北全域蓬勃兴起。杨殿坤积极投身这场爱国斗争，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为哈尔滨第一中学领袖，在哈尔滨学生界具有较高影响力。他当选为哈尔滨市大中学校维护路权联合会领导成员，主导策划并组织了震惊全国的哈尔滨“11·9”学生爱国运动。

  “11.9”反筑路斗争中，共有200余名学生负伤，其中哈尔滨第一中学受伤学生达92人，杨殿坤亦在斗争中负伤。此次运动是哈尔滨近代史上顶级规模的主权捍卫类学生爱国运动。在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全市大中学生持续开展抗争，加之东北三省民众的广泛声援，当局最终未敢在出卖路权的密约上签字，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1930年冬，杨殿坤加入中国，同时更名杨君武。组织上委派其继续负责相关工作，担任共青团北满特委组织部部长，在北满特委领导下与冯仲云协同开展革命活动。此后，他调任沈阳，出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央向东北党组织发出号召，要求发动群众开展反帝运动，组建抗日游击武装，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为响应中央号召，满洲省委作出战略部署，派遣部分党员深入农村地区，牵头组织与领导抗日武装力量。满洲省委旧址位于今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此处曾是东北革命力量的重要指挥枢纽。

  1932年2月初，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代表中央及省委，向时任北满特委军委书记、年仅21岁的杨君武下达新的工作任务。两人在哈尔滨南岗河沟街冯仲云家中进行彻夜长谈，罗登贤深入分析当时东北的抗战形势，精确指出：“东北虽已沦亡，但我们坚信，东北同胞绝不甘心做亡国奴，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解救东北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任务，已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我党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发的义勇军抗战斗争，引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据此，省委任命杨君武代理省委军委书记（后称兵运工作），派遣其前往南满吉林省磐石县，牵头开展抗日武装创建工作，打造党在东北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根据地。

  杨君武接受任务后即刻奔赴磐石。磐石县地处中朝边界，为汉、朝鲜族杂居区域，群众基础深厚，反日情绪高涨。早在1930年，磐石中心县委已成立，该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活动，并组建“打狗队”，专门打击亲日派与汉奸势力。

  抵达磐石后，杨君武向磐石中心县委传达了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心县委随即召开扩大会议，作出重要决议：趁日寇尚未全面控制磐石之机，迅速组建工农反日游击队，同步推进群众发动工作与抗日武装根据地建设。在“磐石赤色游击队”的基础上，杨君武与朝鲜族抗日志士李红光等人联合组建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李红光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该游击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创建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为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的雏形，亦是后来著名的“李红光支队”的前身。

  磐石地区盘踞着一支人数不少的绺子，首领人称傅殿臣，此人本是当地人士，有说法称其原名叫傅永祥，曾是一名教师；也有记载说他原名傅学文，早年是地主家的伙计。他在吉南八县一带颇有势力，号称 “总瓢把子”。眼见工农游击队发展壮大，傅殿臣疑心对方要抢夺自己的地盘，便派人送来一封措辞强硬的通牒，限游击队十日内将缴获大排队的枪弹如数交出，否则便要率部 “讨伐”。

  大敌当前，杨君武挺身而出，主动请求只身前往匪巢谈判。面对傅殿臣及其手下的凶神恶煞，他不卑不亢，从容镇定。他晓之以民族大义，痛陈日寇侵略的滔天罪行，细数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他的一番话，字字句句戳中人心，最终打动了傅殿臣。这位绿林首领拍案而起，决定与游击队联手抗日。只是后来，在日伪军残酷的清剿中，这批绿林好汉几乎牺牲殆尽，傅殿臣也未能幸免，但他们的抗日义举，同样值得后人铭记。一张当年的日刊照片，记录下傅殿臣就义前一晚的最后一餐，照片中间留着小胡子的汉子，正是这位传奇的绿林抗日志士。

  这张照片刊在当年日刊中，据说是“傅殿臣”就义前晚最后一餐。中间小胡子“傅殿臣”

  稳住了地方武装，杨君武与李红光率领游击队乘胜追击。他们发动群众，策反营城子的伪军士兵，成功组织 “老七连” 哗变，将一支伪军队伍转化为抗日力量。他们还积极联络周边的 “山林队”，晓以大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下，磐石工农反日游击队规模不断壮大，一块初具规模的抗日武装根据地，在南满的土地上蓬勃兴起。

  游击队的节节胜利，很快引起了日伪军的警觉。1932 年 9 月初，日军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外加两个连的伪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发动进攻。杨君武与李红光沉着应战，率领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设下埋伏。战斗打响后，游击队战士们奋勇杀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但在激战中，杨君武腿部多处中弹，伤势严重，无法随部队转移行军。县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人将他秘密护送回哈尔滨治疗。

  回到哈尔滨后，杨君武住进了冯仲云的家中养伤。养伤期间，他向满洲省委详细汇报了磐石游击队的发展状况。结合亲身经历，他着重强调了党对抗日武装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并建议省委尽快派遣懂军事、有才干的前往磐石，助力这支年轻的抗日武装茁壮成长。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对杨君武的汇报格外的重视。经省委研究决定，派遣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张贯一前往磐石。张贯一原名马尚德，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革命者。考虑到游击队中不少队员出身山林武装，身上带着些许土匪习气，贸然更换领导人恐引发抵触；同时，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杨君武受伤的消息扩散，影响游击队士气，省委采纳了杨君武的建议，指示张贯一改名杨靖宇，以杨君武 “大哥” 的身份前往磐石开展工作。

  临行前，张贯一专程来到冯仲云家中探望杨君武。两位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张贯一紧紧握住杨君武的手，笑着说：“君武，你在磐石搞得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支游击队。你在那里名气大得很，听说群众都亲切叫你杨政委。你建议我改名的事，省委已经批准了，以后我就叫杨靖宇，这样开展工作更方便。”

  这一声 “哥俩”，开启了一段东北抗日的传奇。人间再无马尚德，一个名叫杨靖宇的民族英雄，从此威震东北。而南满磐石的抗日游击队，也在杨靖宇的带领下，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让日本关东军头痛不已的抗日劲旅，最终编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抗日战场上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932年，杨君武的伤势逐渐痊愈，他满心期待着重返磐石，与杨靖宇并肩作战，继续在抗日战场上挥洒热血。但此时，一项新的使命悄然降临。共产国际向提出，需要选拔一批文化素质高、具备丰富斗争经验的，加入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投身国际反法西斯斗争。

  满洲省委经过反复斟酌、慎重研究，认为杨君武足智多谋，通晓俄语，既有的组织经验，又有武装斗争的实战经历，是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绝佳人选。最终，省委决定将杨君武的组织关系，从正式转往苏共领导的共产国际组织。按照组织纪律要求，他此后不得再与满洲省委发生横向联系，必须彻底隐匿身份，开启全新的战斗生涯。

  这一次，杨君武再次改名，以杨树田为新的身份，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任命为其下属一个系统的中国区负责人。从此，他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潜入隐蔽战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秘密战斗。这段岁月，比战场上的拼杀更加凶险，也更加孤独。

  1932年冬，杨树田与原满洲军委负责人王东周、原北满特委军委书记高成仁，共同成立三人领导小组，着手组建北满地区国际情报小组。他们以哈尔滨为中心，辐射齐齐哈尔、牡丹江、沈阳、大连等东北十余座重要城市，相继建立起情报站。一张遍布东北各地的国际情报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然织就。

  情报小组的任务艰巨而明确：一方面要扩大组织规模，吸纳爱国志士加入；另一方面要刺探日军核心机密，包括军队驻防部署、兵力编制、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分布、军需仓库位置、军用铁路列车运载动向，以及日军飞机的机型、起飞架次、飞行时间与航向等关键信息。

  杨树田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他先后发展陈鸿钧、张学彦、李炳吾、张之伦、张逸仙等一批爱国人士加入情报小组。通过张之伦的引荐，黄振林、赵国文等党员也成为情报战线的新生力量。这些热血儿女，怀揣着报国之志，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无声的较量。

  1934年春，杨树田与张逸仙接到上级指令，远赴莫斯科接受系统的特工训练。在异国的秘密训练营里，他从零学起，掌握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从特工潜伏技巧、作与爆破技术，到密码编制与无线电发报；从汽车驾驶、精准射击，到近身格斗、地图绘制与独立野外生存技能。每一项技能，都浸透着汗水与心血，也为他日后的情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训练营的校长缪勒尔，是一位德裔苏共特工，眼光毒辣。他对智勇双全的杨树田格外器重，悉心指导。就连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首脑别尔津将军，也对杨树田青睐有加。别尔津将军亲自与他搭档，耗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反复推演、精心打磨，最终制定出一项针对日本侵略者的绝密情报战与秘密战计划。

  1935年3月，学成归国的杨树田，与张逸仙在天津建立国际反帝情报小组，负责统筹东北及华北地区的情报工作。张逸仙的俄文代号为 “古斯达夫”，两人默契配合，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开辟出一片新的战场。

  1936年1月，情报小组迁至上海。这座鱼龙混杂的城市，既是远东的经济中心，也是各方势力角逐的舞台，隐蔽战线的斗争尤为激烈。作为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区负责人之一，杨树田与小组成员们化身千面人，穿梭在大街小巷。他们时而扮作悬壶济世的医生，时而化身西装革履的商人，有时是走街串巷的广告公司业务员，甚至为完成特殊任务，男扮女装，隐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的足迹遍布东北、华北，延伸至上海、香港等华东、华南地区，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冒险。

  1938年7月，武汉会战打响，日军调集主力师团，对武汉三镇发起猛攻。战火纷飞的时刻，杨树田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赶赴硝烟弥漫的武汉。在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的协助下，他冒着炮火搜集到一批日军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的重要情报。达成目标后，他马不停蹄返回上海，连夜整理情报，及时上报给共产国际。这些情报，为反法西斯阵营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参考。

  1939年11月，上海港的一艘海轮缓缓驶离码头。杨树田独自一人登上这艘船，经过三天三夜的颠簸航行，抵达香港。按照约定，他来到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在这里，他见到了从东京赶来的神秘访客，佐尔格“拉姆扎”小组情报交通员安娜。

  两人按事先约定的暗号对上身份，安娜警惕地环顾四周，随后从贴身携带的旅行箱里，取出一捆看似普通的金属棒。这些金属棒皆是空心的，里面藏着30卷胶卷。胶卷上，记录着日本、德国两国的一系列最新军事情报，每一份情报，都足以牵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神经。杨树田接过这捆金属棒，如同接过千钧重担。他知道，这些情报的传递之路，注定布满荆棘。

  从1932年到1942年，整整十年光阴，杨树田领导的共产国际中国情报小组，始终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最前沿。他们像一柄柄无声的利刃，刺向敌人的心脏。小组源源不断地将搜集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再由莫斯科转发给延安与东北抗联。这些情报，为根据地的建设、抗联的游击作战，提供了关键的信息支持。

  除了情报搜集，杨树田与战友们还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战略爆破行动。他们潜入哈尔滨、大连、天津、青岛、营口等地，瞄准日军的战略储备仓库、军用设施、铁路桥梁与机场，精准出击。爆炸声一次次响起，日军的战略物资化为灰烬，军用设施沦为废墟，给侵略者造成了巨大损失。日伪当局对此惶恐不安，却始终没有办法侦破案件，只能将这些破坏活动，统统算到隐蔽组织与东北抗联的头上。

  这支情报小组，犹如一柄深藏不露的利剑，直到抗战胜利，都未被敌人破坏。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承受着常人很难来想象的孤独与压力。胜利了，他们不能宣扬功绩；失败了，他们没办法公开解释；甚至许多情工人员壮烈牺牲后，都无法公开实际身份，只能以无名之躯，长眠于地下。英雄无名，这四个字，是他们用生命书写的勋章。

  身在隐蔽战线，杨树田却从未忘记远方的老队伍与老战友。他始终通过情报渠道，重视着杨靖宇的动向。每当得知杨靖宇率领抗联在冰天雪地里艰苦作战，他便心急如焚。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通过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特殊渠道，为抗联队伍提供通信设施、关键情报、资金与药品等支援，为身处绝境的战友们，送去一丝生的希望。

  1935年后，中央与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满洲省委及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联系彻底中断。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与驻莫斯科代表团，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桥梁。杨树田领导的情报小组，成为这条桥梁上的关键一环。他们一次次冒着风险，将国际组织提供的资金与药品，辗转送达抗联手中；他们及时传递日伪军的 “围剿” 计划，让抗联队伍提前规避风险，减少伤亡。

  1934年9月，杨靖宇率领抗联部队在吉林蒙江县一带活动，重创日伪军后，急需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系。接到指令，杨树田小组迅速行动，派遣德籍女情报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以美国伊文斯上海书店代理人的身份，潜入伪满洲国。乌尔苏拉克服重重关卡，躲过敌人的严密盘查，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密码本亲手交到杨靖宇手中，并为抗联修复了损坏的电台。这台电台，重新架起了抗联与外界的联系通道。

  1935年夏，哈尔滨的街头暑气蒸腾。哈市女大学生关志萍，接到了杨树田交给的一项秘密任务。她按照指示，来到南岗秋林公司附近，与一位穿西装的外国青年接上了头。两人交换了暗号，关志萍接过对方递来的小箱子，迅速返回住处。打开箱子，里面装满了革命活动急需的资金与药品。这些物资，后来通过秘密渠道，被安全送至抗联根据地，解了战友们的燃眉之急。

  1936年，伪满日伪第三战区调集一个步兵旅，准备赶赴热河一带 “围剿” 抗联第八军。情报员探得这一消息后，火速上报给天津情报组。杨树田接到情报，一刻不敢耽搁，立即将消息传递出去。抗联第八军得到预警，提前做好战斗准备，巧妙设伏，成功挫败了敌人的 “围剿” 计划，极大减少了自身伤亡。

  1939年，国际情报总部远东分部的领导伊万诺夫奉调回国，苏联人乔琪接替了他的职位。此时的上海，早已沦为 “孤岛”，日军的封锁与盘查愈发严密，情报工作的难度陡增。

  1940年2月底，上海外滩人来人往。杨树田路过一处报摊，无意间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在一起，兴奋地议论着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快步走上前，买了一份报纸。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他的心上！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

  老战友的离去，让杨树田悲痛欲绝。他踉跄着回到住所，望着墙上杨靖宇的照片，泪如雨下。良久，他拿起笔，挥毫写下四句诗：“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诗句不长，却字字泣血，饱含着对战友的无限缅怀。

  1942年9月的一天，是杨树田与乔琪约定接头的日子。他按时来到约定的公园，从清晨等到日暮，始终不见乔琪的身影。杨树田的心一点点沉下去，他敏锐地察觉到，情况恐怕不妙。乔琪要么突发疾病，要么已经出事。他在公园磨蹭到深夜，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返回住处。

  刚走到门口，房东便喊住他：“杨先生，有你的电话。” 杨树田心中一紧，快步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乔琪急促的英语声：“快走！”

  短短两个字，如同警报拉响。杨树田瞬间明白，危险已经降临。他挂断电话，转身冲回房间，匆忙收拾重要文件准备转移。可就在此时，房门被猛地撞开，几个身着便衣、手持枪械的日本宪兵闯了进来。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他被捕了。

  日宪兵将杨树田押解到虹口区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对他展开审讯。敌人动用了各种酷刑，鞭子抽打、烙铁灼烧、灌辣椒水…… 酷刑一次次将他折磨得昏死过去，冷水又一次次将他浇醒。但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杨树田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组织机密，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敌人翻遍了他的住处，没有搜到任何证据。最终，日军法处只能以 “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 为名，判处杨树田八年有期徒刑。

  监狱的日子，暗无天日。恶劣的环境与酷刑的折磨，让杨树田的身体健康情况急剧恶化。他严重缺血，时常昏厥过去。在上海，他无亲无故，举目无亲。危急关头，多亏狱友金若望的悉心照料，给他端水喂饭，为他寻医问药，他才一次次从鬼门关前挺了过来。

  身陷囹圄，杨树田却从未放弃战斗。他利用一切机会，向身边的青年狱友宣传抗日思想。他教他们学俄语，给他们讲苏联的革命故事，讲东北抗联的战斗传奇。冰冷的监狱，变成了他传播革命火种的讲坛。

  他还与狱友蒋梯云、屈平新秘密组建了暴动委员会。三人约定，等蒋梯云刑满释放后，便与新四军取得联系，请求策应。一旦新四军打到上海，他们就带领狱友发动越狱，奔赴浦南，加入游击队，继续抗日。只可惜，这个计划还未实施，1945年抗战便迎来了胜利。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监狱里一片欢腾。杨树田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上海地下隐蔽组织营救出狱。历经九死一生，他终于重获自由。此后，他几经辗转，幸运地与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向东北局提出申请，希望能回到家乡工作。经陈云、林枫批准，他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的行列，投身解放哈尔滨、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再次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黑土地。

  1946 年，哈尔滨解放。这本该是杨树田重返革命舞台的时刻，却因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未能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满洲省委工作。

  更可惜的是，他被降级安排，处于 “控制使用” 的状态。即便如此，他依旧毫无怨言，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历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外侨科长、公安干校副校长、黑龙江省外事处长、省外事办副主任、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新中国成立后，杨树田正式将名字改为杨佐青。这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两位在二战中功勋卓著的特工，佐尔格与别尔津。他们是他的同事，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上级。这一个名字，承载着他对战友的缅怀，也见证着他那段波澜壮阔的隐蔽战线生涯。

  然而，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终结。1968年1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杨佐青被错误地打成 “苏修特务”，昔日的抗日英雄、情报战线上的功臣，落到如此境地，却始终坚守着对党的忠诚。

  1970年，杨佐青在屈辱与病痛中溘然长逝。这位在抗日战场与隐蔽战线立下赫赫功勋的英雄，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英雄无名，青史有痕。杨佐青的一生，辗转于战场与暗线，变换过多个身份，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他的故事，或许曾被尘封，但他的精神，如黑土地上的松柏，永远长青。